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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方向彻底平定了，后宫的隐患也得到了解决，美洲作物全部有条不紊地分批下种繁衍，至于工部和太医院的人则在试验金鸡纳霜和熬煮金鸡纳树皮的土法产物如何加入一些君臣调和的辅料配比成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当中。吴越国的国策，终于可以转入对下一阶段目标的规划上了。
如今，已经是建隆三年年中，按照钱惟昱所知道的那些历史知识，目前最急迫也是最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对湖南地区武平军政权的攫取工作了——
钱惟昱记得历史上的武平军节度使周行逢貌似就是在建隆三年下半年病重挂了，只留下一个11岁的儿子周保权继承武平军节度使的位子。
因为周行逢到死都是一个节度使，而没有称王，更没有称帝，因此在这种乱世中，其权力的世袭继承权威性便受到了更大的削弱——这年头，哪怕是称王称帝者，若是死时推举幼主继承，都会有掌兵大将跳出来生事儿，何况只是一个节度使呢？历史上周行逢临终前告诫其幼子说：“为父一生共同起兵的袍泽大将，基本上都被为父找借口杀了，只剩一个张文表非常谨慎，实在找不到错处，没有借口杀。不过为父深知此人隐忍，若是为父死了你继位，张文表定然要叛乱，到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武力平叛的准备。”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果然叛乱，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为根据地、并且试图进攻潭州（长沙），幸好周行逢临死前做了一些制衡的处理，给周保权留下了另一个能力和资望略在张文表之下的忠心部将杨师璠制衡。杨师璠的能力虽然不如张文表，不过因为手头有武平军麾下主力的作战部队，靠着一力降十会的正面硬抗，在两个月之内就平定了张文表的叛乱。
虽然张文表被压了下去，但是历史上到了这一步武平军显然已经因为内讧而元气大伤，北边的赵匡胤以李处耘、慕容延钊等人分统水陆军，集兵数万南下。
加上武平军北边的荆南高氏政权主公高保勖也在周行逢死后仅仅几个月便非常巧的一并病死了、把荆南政权传给了19岁的高继冲，高继冲相比于周保权当然是年长不少，但是同样存在威望不足的问题。如此形势下，本就两家合兵都扛不住赵匡胤南下的荆南军、武平军两家政权，便被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小半年就搞定，湖南湖北的地盘彻底改姓了赵。当然，最终的统一过程也不是全部靠武力，而是作战为辅、威慑为主。高继冲和周保权在初战受挫后、明知不可能抵挡住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了投降北宋。
钱惟昱对历史的记忆，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具体周行逢几月份死高保勖几月分死那些细节就记不清了，对于如今的吴越国政权来说，要想利用这些机会唯有趁早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正如天才等于99%的努力加1%的机遇，既然知道有机遇在那里，那么不管机遇究竟在哪个具体的时间点到来，只管做到有备无患也就是了。
如果把视野放大到“上帝视角”俯视两湖地区的战略地图，便可以看出，如今两湖周边政权的存在于历史同期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原本应该在建隆元年年底就该被赵匡胤剿灭的李重进政权因为赵匡胤在登基之初就折了慕容延钊这个臂助与大量兵力、同时李筠也比历史同期更能打更能撑、北汉刘家见有机可趁也表现得比历史同期更加积极；多方因素作用之下，李重进足足比历史上多撑了两年之久。
如今虽然李重进露出了颓势——比如说，经过建隆二年的相持消耗战之后，赵匡胤的宋军在建隆三年逐渐把被李重进占据的山东地区给扳回来不少，李重进北边的战略前沿重新被压缩到了徐州一线——但是不管怎么说，此消彼长之下，赵匡胤要彻底克服有吴越人在背后阴着输血的李重进，没个一两年是不可能的。
李重进未亡，那么与武平军、荆南军接壤的军阀就多了一个。至今为止，淮河以南最西端的光州、黄州等地还在李重进手上。黄州便是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黄冈市地界，外加后世武汉三镇中位于汉江东北、长江以北的汉口，属于湖北省，因此自然是恰好和荆南军、武平军分别隔着长江和汉江相望的。
除了李重进之外，原本时空中武平军南有南汉，东有南唐，其中南唐虽然强大，却是武平军世仇，因此不存在被南唐招降的可能性。而如今历史上南唐与南汉的地盘基本上都被如今的吴越国接收了，整个武平军东南两面乃至西南角都是被吴越国的势力范围所包裹。虽然从人口、地盘和兵力上来说，吴越国还没有表现出对北宋的优势，但是吴越国的钱粮财力、军械物资等方面已经有了完爆北宋的能力。加上吴越国在五代十国各个政权当中独一份的巨大内部稳定性与统治权威的延续性，更不是任何一个短命的朝代或者王国可比的。因此，除了大义名分这一点之外，纯属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看，一旦到时候周保权撑不住的话，也不是没有向南倒向吴越国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到时候周保权明知自己非要当投降派了，依然因为赵匡胤称帝、吴越国没称帝，害怕受二番之辱而非要倾向于投降赵匡胤的话，钱惟昱自忖他手上还有一张牌可以打，那就是水军的实力差异——自古以来，水师部队的战力都是从南到北逐次增强的。李重进据有长江北岸领土已经有四年，和吴越国方面的往来也比较多，纵然步骑兵仍然打不过赵匡胤，但是在水军上依然是对从来不曾占据过长江水系的北宋水师有优势的。到时候吴越人要是不想和赵匡胤明着翻脸抢武平军的地盘，便需要考虑一下再用什么好处让李重进配合卖命演戏了——若是李重进摆出武力西进夺取武平军的架势，相信凭着黄州汉口一带驻扎的李重进水师，把赵匡胤的人马堵在江北还是做得到的。
各方事务筹措停当，钱惟昱正打算把吴越军队主力整备补给后渐渐往江西方向移动，并且让刚刚歇息了不久的四伯父钱仁俊以两广兵马向北往郴州、永州、桂州一带靠拢，从南边对武平军的地盘先暗暗形成包抄态势。原计划这些战略调整在建隆三年中秋之前就该全部准备停当，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当口，吴越国内部居然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意外，让钱惟昱是又期待又觉得此事来的不是时候。
……
六月末的一个夜晚，杭州王宫、咸宁殿内，钱惟昱等来了一个兼程赶路而来的岭南秘使。因为事情重大，没有耽搁就直接送入了王宫。
“什么？四伯父告病，乞归杭州致仕将养？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看到广州都护府那边送来的密报，钱惟昱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回踱步地非常不安，最后才憋出这么一个问题，质询四伯父派来觐见的使者钟允章。钟允章谦卑地回答道：
“启禀大王，苍梧郡王殿下乃是从大理国征伐回国时便染了一些时疫，只是初时还撑得住，延医问药之下暂时压住了病情，那还是五月初的事了。谁知回军到广州之后，随着天气炎热，又逐渐严重。都护府的医官们会诊之后，认为是南中疾气，凡暑热不易痊愈，故而日渐加重，如今不能视事。大王近日又命人传令将征伐大理后收拢的精兵重新调度备战，苍梧郡王不知大王何时要动用，又怕误了大事，便恳请致仕休养。”
钱惟昱略一回想，四伯父和他故去的父王钱弘佐实际上是堂兄弟的关系，是自己的祖父、文穆王钱元瓘当年在没有生出亲生儿子的状态下把一个侄儿过继过来的，过继时已经有好几岁年纪了。因此四伯父的年纪如今算来也不年轻了——当初钱惟昱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父王钱弘佐已经有二十六七岁年纪，而四伯父钱仁俊已经三十几了。如今十五年过去了，钱仁俊的岁数虽然记不清晰，大致也有四十七八岁。
对于五代十国的医疗条件来说，一个年近五旬的人已经算是有些苍老了，尤其是从血统上来说，作为一个两浙地区的人，被长期派驻到岭南去任事、军务民政都要一把抓的话，纵然养尊处优，健康有点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何况四伯父这个年纪了还带兵出征了大理国，在云贵呆了半年呢——大理战争中，吴越军的另一名统帅林仁肇从岁数上来说要比钱仁俊小大约十岁，而且人家是每日到头舔血的武将，身体条件自然不同，其余去大理的将校军士此前年纪上也普遍年轻。如此说来，当初让四伯父领衔去云南倒是有些欠考虑了。
钱惟昱念及此处，正想开口问钟允章四伯父的病情究竟如何，有没有可能再撑一下，突然脑中电光火石一般地一闪，注意到了刚才钟允章言语中的最后一句话“苍梧郡王不知大王何时要动用，又怕误了大事”这才想要告病回北方养病、避过广州的暑热。
“周行逢会在下半年病故的事情，是靠穿越者的先知先觉才知道的。自然不可能告诉别人，何况这种预言说了别人定然也不信。如此想来，四伯父也有可能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紧迫，所以在灭了大理国之后，借着原本还算可以撑一撑的病情激流勇退了……这是害怕寡人因为灭大理之功劳猜忌于他啊……”钱惟昱在脑中默默思忖，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不过这种话语都是打哑谜一般的，也不可能开口向钟允章求证了。
“尔等先退下吧，寡人有言语要单独与钟使相谈。”钱惟昱思之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下令让殿上侍卫全部退下，把钟允章请到后殿，然后才开口询问道：“寡人也不虚情假意，可是四伯父在广州心中有什么疑虑不安？”
钟允章闻言赶紧跪下，口称圣德：“大王明见万里，宽仁待下，怎会有人敢妄自希合上意。委实是苍梧郡王在广州身染沉疴，此事一旦召回杭州便可即刻分明，如何又会有假呢。不过苍梧郡王身在岭南，如今也七八年了，时常与老臣诉说怀念故土，此番重病，心灰意冷想要落叶归根也是有的。”
聪明人说话都是点到即止就可以的了，钱惟昱一听就知道四伯父是为了希望能够君臣相得善始善终。如今四伯父已经衰老了，其子嗣自然都还没有挣出什么名望，与少年得志的钱惟昱相比，既然不可能有想法了，不如晚年做个富家翁，把爵位好好传下去。自古天家亲情最是淡薄，钱仁俊早年又是大起大落过的，幸得钱惟昱父子坦诚以待，总归是得了个好下场，因此想要借着养病彻底退下来也就在所难免了。
钱惟昱反复斟酌再三，觉得将来对武平军的作战，军事行动还是辅助手段，主要是靠外交借势，既然如此，广州那边只要有兵马能够沿着南岭铺开形成压力，也就够了。既然四伯父一心要退下来，钱惟昱也不打算冒险把周行逢即将死的预言告诉他，那便顺水推舟直接准了，好借机把吴越国削夺各个节度使权限的改制工作推行下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武平军完蛋之后，吴越国肯定要面临和北宋直接接壤的问题了，既然有那些可能导致内部暂时权力交接的真空期，不如让之在武平军完蛋之前过渡过去，也可以减少给强敌可趁之机的可能性。
……
吴越国的地方权力架构改革，原本就是一件逐渐堆积起来的问题，钱惟昱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已经思考了很久了，后来元德昭、孙晟、韩熙载寥寥数人也曾与闻，给出了一些参赞的意见。当然了，以钱惟昱的个性，乃至他基于不希望因为改革而损害军队战斗力的考虑，他肯定是不会效法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简单粗暴办法的——在前卫与看来，杯酒释兵权那就是给毫无历史性权威、暴发户式的君主使用的，吴越立国至今六七十年，当然不必和那些立国才几年的暴发户那样猴急吃相差了。
如今的吴越地方权力架构，基本上还是两个分省的节度使，乃至两广的都护府完成的，钱惟昱的三个伯叔分别执掌江西、福建乃至两广。原本权力还是比较均衡的，两广土地面积虽然大，但是在六七年前两广加起来人口户数和税赋基础也不一定比福建或者江西高多少。
但是这些年下来，因为两广地广人稀、开发潜力大，加上大搞水利设施、桑基鱼塘治理沼泽地、吸纳流民、对蛮族改土归流，外藩各个郡王当中，四伯父钱仁俊的势力便在不知不觉中打破了平衡，渐渐有了一些和两浙的吴越国中央在财权人口上抗衡的潜力。只是因为吴越国如今也实施了类似于禁军-厢军的两级兵制，亲从都和北府兵、朝廷水师都在钱惟昱自己手上握着，四伯父才没什么威胁。
这种情况随着大理国的吞并，均势的破坏就进一步明显了——如今的广州都护府已经有了相当于后世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交趾）、云南（大理）四个省的地盘。纵然海南岛和台湾岛钱惟昱另外派了嫡系的海商官僚或者杨云娥一脉的官僚管理，分了一些势力，四伯父依然已经是绝对的吴越国内第一大藩镇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伯父因为半年多在烟瘴之地的奔波而得了热带病，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和则两利的事情了。
对于这种情况，钱惟昱自从继承吴越王位以来，三四年间的想法便是——首先，对吴越国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划分，一开始她准备用“路”这个宋朝出现的行政单位，来取代唐朝的“道”，后来一想反正“路”也是如今还没有出现的名词，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叫“省”好了。分出省后，目前已节度使和都护府为单位的组织便可以重新在规模上平衡一下。
另一方面，分省只是一个地盘和人口的重新规划，要想结束晚唐以来节度使当土皇帝不服中央号令的现状，还必须把兵权和行政权、人事任命权分开，在和平年代没有打仗的时候，连军队的后勤财政也要和军方主官分开——至于将领和士兵的定期换防，钱惟昱倒是觉得没必要做得那么绝，北宋后来被辽国西夏胖揍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任何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措施都是自废武功的表现。
让将领在想要起异心造反的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拿到钱粮和军械补给，钱惟昱便觉得已经够了；尤其是他可以预见，他治下的吴越在进入火器时代的速度上会远快于历史上的北宋，甚至于说不定在他有生之年，都可以看到火器发展到平均相当于17世纪欧洲人的水平。只要军队进入了火器时代，哪怕是16、17世纪的火器，就可以让军队对于专业化后勤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到时候地方军队的长期作战所需军械和军械生产能力握在中央手上，将领和士兵熟络一些、战斗力强一些并不会威胁到朝廷。
粗略估算一下，将来的吴越国可以继续保留节度使这个官职；但是在节度使之外，要确保建立独立的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专管民政、财政，应当授予其调度节度使所统辖军队钱粮物资的权力；按察使以司法监督为主，监管吏部对应的官僚考功升降；如此权力拆分之下，晚唐以来节度使成为一方巨无霸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了。
只是，这一切既然准备做了，还是需要四伯父钱仁俊先提出来，钱惟昱才好顺势批准，把另外两个叔父也调到中央来，从此专心做他们的户部尚书、礼部尚书。为此，钱惟昱写了一道复函交给钟允章带回去。其中一方面准了钱仁俊所奏请的调回杭州养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暗授机宜，钱仁俊看到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